郑和下西洋的特点 明朝郑和下西洋的目的

不可否认,郑和下西洋是空前的壮举,其船队的规模、造船技术、海航技术令当时所有国家都相形见绌。1405年郑和首次出使西洋,比哥伦布1492年横渡大西洋早了87年,1498年葡萄牙的达伽马到达印度早了94年。郑和第一次出洋有大船62只,小船255只,其中大船为9桅平底帆船,小船为5桅平底帆船,大船可载物千吨,“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篷帆锚舵,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配备27870人,其后六次探险规模也大都维持在这一水平。而当时欧洲第一强国西班牙支持哥伦布开展新航路探险时,仅有3艘船,最大的圣玛利亚号重100吨,另外两条船分别重50吨和40吨,总人数仅120人,其中水手90人。

我们更多对郑和下西洋壮阔声势所吸引,但却没有注意到其重大的局限,这种局限从根本上限制了郑和下西洋的所能取得的成就。

一、目的是政治性的。明成祖朱棣究竟想通过下西洋干什么?由于下西洋结束后,所有官方档案被销毁,导致到现在都没有明确的证据说明朱棣的意图。现在的各种说法都是推测性的。有说是寻找建文帝的下落,有说是为了应对帖木儿即将来临的入侵寻找盟友,有的说是为了宣扬国威——“宣教化于海外诸藩国”;有的说是为了将沿线国家纳入朝贡体系。但不管怎么讲,总体来看,下西洋的目的是政治性的,而且不属于必需品,因为很快,帖木儿病死在前往中国的路途上,至于建文帝,在他还在南京龙座上的时候,朱棣就可以把他拉下来,而一个不知所踪,没有军队、没有臣属的建文帝会有多大影响呢?至于说,宣告新皇登基,建立朝贡关系,去一次、二次足以,其他还有什么意义呢?其主要领导者为皇帝指派的宦官,成员中缺少有自主性的私人群体,也证明了这一点。而在这种情况下,大航海就很容易受到统治者个人注意力、喜好的影响,而缺乏足够强烈而稳定的激励。事实上,精力旺盛、雄才大略的明成祖逝世后,下西洋很快就结束了,官方档案被销毁就已经能够说明。

二是不经济。在仅仅28年之后,中国的大航海时代突然就结束了,这让无数后来者感到惋惜与困惑。但如果我们联系到下西洋的目的,我们就能够解释这个问题。不仅如此,在古代,航海是一项高风险而耗费巨大的事业,也是一种能够获得惊人收益的生意,但在朝贡体制下,中国的航海事业则是严重的财政负担。因为其所携带的大量瓷器、丝绸等物品主要是作为承认中国领导地位,作为中国皇帝的礼品“赏赐”给当地统治者,而主要不是用于交易的商品,船队收到的物品则是当地统治者作为“方物”进献给中国皇帝的贡品。而赏赐的价值是远远超过贡品价值的,不然不足以体现天朝上国的气派。哪些“方物”是什么呢?有长颈鹿等一些异国动物,还有宝石一类奢侈品,供皇亲国戚、大臣观瞻,与普通人没有多大关系。大宗的是胡椒、苏木一类香料,皇帝也用不了那么多,拿来干什么呢?给官员发工资。明代官员薪俸很低,可以说是统一王朝中最低的,胡椒、苏木又不能当饭吃,所以很多官员都很反感。2009年播出的一部由唐国强、罗嘉良主演的电视剧《郑和下西洋》,就再现了这段故事。

也门的《拉苏勒王朝编年史》(Chronicle of the Rasulid Dynasty)曾记载:“中国船只到达了亚丁的保护港,随行的中国皇帝的使节为我们的苏丹马利克·纳赛尔(al-Malikal-Nasir)带来了华美的礼物……这些极好的礼物由各种各样的稀世珍宝组成,包括金线织成的丝绸、优质麝香、安息香及各种瓷器,总价值约为20 000密斯卡尔。”中国使节觐见苏丹马利克·纳赛尔,他们没有亲吻苏丹面前的土地。使节说:“中国皇帝向您致以问候,建议您表示臣服。”苏丹对使节说:“欢迎,你们能来真是太好了。”苏丹款待了中国使节,将其安置在驿馆。接着,苏丹给中国皇帝写了一封信:“我十分尊重您的命令,我的国家就是您的国家。”苏丹把大量野兽和华美的长袍送给使节,同时命人将其护送到亚丁城。(参见[美]林肯·佩恩《海洋与文明》,天津出版传媒集团2017年版)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礼记·中庸》讲:“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孔颖达疏:“厚往,谓诸侯还国,王者以其材贿厚重往报之。薄来,谓诸侯贡献使轻薄而来。如此,则诸侯归服。”所以,这其实这是中原帝王对待诸侯的传统在地域上的拓展。

与北方蒙古人及边境上其他民族之间的贸易的核心部分是明朝必需的马匹,与南方国家的贸易则没有这种必要性,可以有,但也不是必须。所以,朱棣在1424年8月12日在征讨蒙古返回时死于榆木川后,下西洋很快停止了。直到1430年,距离上次远航8年之后,朱棣之孙宣德帝朱瞻基恢复了远航,但也是最后一次远航,因此,朱瞻基事实上也结束了中国的大航海时代。“这项决定严重地影响海军建制的力量和士气,削弱了它的沿海防御能力,从而促成了日本海盗在下一个世纪的进一步掠夺。最后,明朝从印度洋和南洋的撤退切断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联系,而此时欧洲列强正开始进入印度洋。宣德统治时期不但标志着中国在亚洲水域的统治地位的结束,而且是明帝国孤立于国际事务的开始”。(《剑桥中国明代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97页)

而1449年发生的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证明蒙古依然是更加危险而致命的敌人,国家面临的紧要问题是确保北方边界的安全,而不是在遥远的西洋显示威严,国家资源的投向应该是北方而不是南方。

西方人开辟新航路有两个原因。一是力图在东方找到同盟者,打击奥斯曼帝国;二是寻找东方的财富。而最重要的背景是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帝国攻占了君士坦丁堡,摧毁了千年帝国拜占庭,也就是东罗马帝国,而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还占据着伊比利亚半岛,因此,伊斯兰世界封锁了地中海,扼住了欧洲的咽喉,阻断了欧洲通往东方的道路,切断了欧亚贸易。西方基督教世界处于危急之中。于是,西方基督教世界希望与传说中崇拜上帝的印度可汗结盟,说服他从后方夹击伊斯兰教徒。所以,西方开辟新航路最初也是最深刻的原因是打破伊斯兰世界的围堵,是对抗伊斯兰的十字军运动的延续,也是可以说是最后一次十字军运动。而马可波罗游记,又对东方的财富做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描绘,与东方贸易,寻求财富就成了欧洲人另一个世俗的梦想。(参见[英]J·F·C·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第一卷,第47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因此,西方航海者“背后有着生产力的要求和经济的动力,但郑和出使西洋却是宣扬国威,使域外人得以一睹泱泱大国的汉官威仪…他的船队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并没有必然的联系”。(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三联书店出版社,2017年版)

三是缺少开创性。郑和下西洋最远到达非洲,但多数时候都在印度洋活动,其所经过的航线、国家在宋、元即为人熟悉。成书于1225年宋理宗宝庆元年的《诸蕃志》共列举了46个直接或间接与中国贸易的国家和地区,也包括作者赵汝适以其他方式了解的地区,包括东南亚、印度洋及从巴格达到索马里海岸之间海域的更为偏远的国家,甚至包括一些地中海港口和地区,如亚历山大港、西西里岛和安达卢斯。(参见[美]林肯·佩恩《海洋与文明》,天津出版传媒集团2017年版第364页)因此,从海上交通史的角度,郑和的远航是缺少开创意义的,也没有留下深刻而持久的影响,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达伽马开辟欧洲通往东方的新航路,麦哲伦完成环球航行相比,其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与影响更是难以相提并论的。尤为重要的是,西方航海者事业在“世界是圆的”这一假设下进行的——尽管对距离的计算不慎准确,地球比他们想象要大得多——而其成功,又证明了这一假设。这对改变笼罩人类世界上千年的传统世界观、宇宙观,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正如我国著名历史学者陈旭麓所言,“无疑,中国人曾经占有多方面的优势。然而,地理大发现最后并不是在中国人手里完成的。在这里,声势之大同果实之小是不成比例的”(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三联书店出版社,2017年版,第25页)